战争动员，乃是国家或政治势力为应对战争威胁，将社会各领域从和平时期过渡至战时状态的重要举措。此过程可分为全面动员与局部动员两种形式，旨在将国家的战争潜力有效转化为实际战斗力，以满足战争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需求。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竭尽所能，采取多种策略，将敌后根据地的各阶层、各领域民众纳入统一战线，确保抗战所需的人员与物资源源不断输送到前线，有力地支撑了这场波澜壮阔的伟大战争。

如何激发全民参与：“一旦全国百姓齐心协力，便足以形成将敌人淹没于灭顶之灾的浩瀚汪洋。”

“富者捐资，有枪者出枪，有粮者出粮，有力者出力，有专长者贡献专长，以实现我们全体同胞的全民族动员。”（《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524页）面对日本在华北制造的一连串事端，中共中央坚定地强调：“若要阻挡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野心，唯有全民族力量的坚决抵抗，否则其侵略计划将不会改变。”（《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第264页）

如何激发全国人民的参与热情？中共的策略是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5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强调：“我们党的使命在于将红军的行动与全国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各项活动融合，形成一条团结的民族革命战线”，“唯有如此强大的力量，方能击败日本侵略者和卖国贼”。（详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卷，第560、564页）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明确提出全国各界人士应团结一心，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

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蒋介石洞察“此时与日本开战对我方并无利益”，因此，为了应对此次事变，他采取了局部动员的策略。中共中央对局势的判断更为明确，在7月8日的《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中明确提出，“应立即动员全国海陆空军，做好迎战准备……我们呼吁全国人民，全力以赴支持神圣的抗日自卫战争。”（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275页）这表明，不仅需要动员全国军队投身抗战，更要号召全国人民支援抗战。唯有军队与民众同时动员，方能称之为全面动员。7月23日，毛泽东发表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再次重申“坚决抗战的方针”，并提出了包括“全国军队的总动员”和“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在内的一系列措施。（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46页）

“中日战争乃全民族的抗战，是一场持久战。我们必须在人力、财力、物力等方面进行全面动员，而财力物力的充实，离不开四万七千万民众的抗战热情。我们应遵循‘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的原则，全面展开动员工作。”（《新中华报》1937年8月29日）此后，中共中央及地方党委在战争动员工作中，均秉持“战时全国总动员”这一基调。例如，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在首次征收救国公粮的动员文件中明确指出：“我边区的抗战是全面而全民的抗战，因此，我们必须在军事、经济、文化等多方面进行动员，以适应新的战争环境。”（《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1937年-1939年）》，第44页）

“火线附近仅两三里范围内尚无民众，情有可原；然而，即便在离开火线十里至二十里的地方，也鲜见民众踪影——若有的话，也不过是些老妇与孩童。此种状况使得我们前线战士遭遇了许多本不该遇到的困境。”“此次对敌作战，关乎民族国家的生死存亡，众所周知，此战应为全民抗战，然而现实却是‘无民抗战’！本国军队在本国领土上与外敌作战，却如同孤岛行军，民众难觅踪迹。而那些看似民众的行动，实则却是敌人的奸细！”（《大公报》（上海版）1937年10月11日）因此，中共认为国民党在战场上的失败主要源于“仅依赖政府和军队来包办抗战，未能全面、全民动员，特别是未能动员人民参与抗战……这种军民分离的做法，只会使军队的抗战孤立无援”。（《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1937年-1939年）》，第50页）

毛泽东于延安窑洞创作《论持久战》。

“战争伟力的最深厚根源，蕴藏于民众之中。日本之所以敢于侵犯我国，主要原因在于我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若能克服这一弊端，将日本侵略者置于我国数亿民众的面前，就如同将一头野牛驱入烈火之中，只需我们一声呼喊，便足以将其吓退，而这头野牛终将葬身火海。”（《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11页）

显而易见，中共所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为全面抗战动员的基石。一旦唤起千千万万中华儿女的参与，便能汇聚成一股足以压倒日本侵略者的磅礴力量。这些力量源源不断奔赴战场，与军队紧密协作，定能赢得抗战的最终胜利。

民众组织：汇聚千千万万的力量，动员气势磅礴的革命队伍。

战争之胜，人马并重，而尤以人为根本。毛泽东曾精辟地指出，汇聚千百万民众的力量，激发广大革命军队的斗志，方能彻底击败日本侵略者及其卖国求荣的帮凶，此乃众所周知之真理。（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55页。）鉴于此，中国共产党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乃至民生等多个层面，采取多元化的策略，广泛动员民众，确保了抗日战争所需的兵源和民众支持。

中共率先在民众中展开政治动员。毛泽东曾言：“如此宏大的民族革命战争，若缺乏广泛而深入的政治动员，便难以取得胜利。”（《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80页）中共对民众的政治动员主要包括提升抗战意识、激发抗日热情、强化民族心理、坚持抗日至上、抗战到底的原则，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揭露日军暴行，抵制投降妥协思想，弘扬抗日救国的民族精神，凸显中国抗战的地位，展现抗战胜利的曙光等。报刊宣传、标语传单、戏剧歌曲、诗歌绘画、文化启蒙、节庆纪念、鼓动演讲、塑造英雄模范、组织诉苦等方式，构成了中共对民众政治动员的主要手段。这种动员取得了显著成效，斯诺评价道：“华北乡间的众多农民首次被组织起来，接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政治和经济解放。他们现在构成了中国抗战一道比绵延的堡垒和堑壕更为机敏、更具伸缩性的活屏障……他们是中国动员起来抵御法西斯恶性侵略的坚实细胞。”（《斯诺文集》（3），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274页）

军事动员构成了抗战动员的基石，其充足与否直接决定了战争的走势与最终结果。1937年8月，中共中央颁布《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中明确提出抗战必须实施“全国军事的总动员”。同年9月，八路军总部发布《关于动员和组织群众发展游击战争的指示》，强调“八路军在各地应积极扩大我军规模，地方党组织需动员民众加入八路军”，并参与由中共领导的自卫队和游击队。10月29日，军委总政治部发布《关于部队进行地方动员工作的指示》，号召以满腔的热情投身地方工作，打造抗日根据地，力争在两个月内扩充部队至1.2万人。1939年4月，中央军委与中央青委共同提出，应将青年培养为扩充军队的主力军。（详见《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1921年7月—1949年9月）》，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第475页）

1937年8月1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总队于太原正式宣告成立。

在各抗日根据地，党组织紧密遵循党的指引，结合当地实际，创新性地推动了参军动员工作。以山西忻县为例，自开辟抗日根据地以来，当地党组织领导创建了抗日义勇军，吸引了2000余名群众踊跃报名。在山西孝义县，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就有3000名青年加入了八路军的队伍。1940年2月，晋西北行署发起了一场名为“扩兵、制军鞋、捐献资金与粮食”的四大动员行动。在扩军过程中，明确指出，只要不是顽固分子，无论阶级出身，每个人都有权报名参军参战。经过广泛而深入的宣传活动，全区共有1.5万人投身参军。太行抗日根据地，“村村有八路军驻扎，户户有子弟兵服役”，成为了八路军的重要兵源地。在抗战期间，共有超过11万人加入战斗。河北涉县，总人口约14万人，其中就有1.6万余人投身参军。除直接参军外，众多农民也被动员加入了抗日武装组织。截至1942年底，胶东区拥有民兵8.5万人，青年抗日先锋队员3.94万人，抗日游击小组1.69万人，普通自卫团26.1万人。到了1943年10月，胶东区民兵人数占根据地总人口的4.35%，自卫团员人数占比高达19.8%，这两项比例在山东省均位居首位。

在赞许广大民众投身抗日救国热情的同时，我们亦应认识到，发动农民投身抗日事业实属不易，并非仅靠宣传鼓动就能让农民欣然报名奔赴战场，情形远非理想化那般简单。众多农民以功利的心态面对革命，更有甚者，在各类武装组织间频繁变换身份，旨在最大化追求个人及家庭的利益。在参军动员方面，固然有部分农民积极响应中共的号召，投身武装斗争，但相当一部分人因种种原因而参军。据129师政治部副主任黄镇对山西襄垣县39名新战士的调研结果显示，真正因抗日而来者仅占10%，因优待政策而来者占20%，因生活困顿而来者占25%，因寻求临时生计而来者占10%，因家乡被敌侵占而无家可归者亦占10%。（详见《黄镇文集》，友谊出版社1994年版，第134页）加之某些不当的动员手段，导致农民采取逃跑、隐匿、装病、分家等多种手段规避参军，与村干部产生纠纷，甚至与革命政权发生冲突，给参军动员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中共的武装力量在抗日战争中守护了他们的安宁，经济上亦得益于根据地的优惠政策，众多农民怀着“报恩”的朴素情感投身军旅，而利益考量依旧是他们决定走上战场的关键因素。特别是在1940年末至1942年期间，面对日军连番的“扫荡”与“清剿”，根据地的境况日益恶化，战争的残酷与死亡随处可见，使得动员参军变得尤为艰难。在普通群众难以被动员的情况下，组织上便号召党员干部率先垂范。晋冀豫区党委规定，一般支部需有十分之一的党员参军，模范支部则需有五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党员参军，并将能否完成扩军任务作为衡量各县工作成效的首要标准。普通群众亦通过舆论压力促使党员和干部带头参军。这种带头作用显著。例如，在山东莒南县的一个基点村，为了完成一个班的扩军任务，村民们连续十多天努力却无果，最终在党内会议上反思为何未能成功，归结原因在于缺乏干部的引领。次日，县区干部抓住时机进行动员，结果有9人报名参军，其中包括7位村干部，其中6位是党员。得益于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整个扩军工作得以推进，首批动员了50多人。1942年末至1943年初，河北涉县开展了扩军运动，在党员杨学廷的引领下，小曲峧村共有32名青年报名参军。

河北平山青年参军。

缓解民众压力、提升生活质量，成为军事动员的强劲动力。通过实施减租减息政策、组织生产活动，优化税收机制，广大贫苦农民得以受益，生活水平逐渐改善，抗日热情亦随之高涨。1942年冬日，河北涉县巧妙地将减租减息运动与征兵工作相结合，在12月27日至次年1月7日的短短12天内，成功扩充兵力达694人。在涉县五区举办的清债大会上，就有8名青年踊跃报名参军。更乐村在实行减租清债政策后，解决了众多农民的债务问题，赵小垂、江故林便是其中受益者。赵小垂及其兄弟纷纷报名参军，江故林则将独子送往前线，还有数名青年因不符合条件而泣求参军。在太行区，1944年加入主力师的战士中，有高达70%的翻身农民是得益于减租减息政策。

拥军优抗、减轻劳役，这两者乃军事动员不可或缺的辅助措施。发放“优抗粮”作为对生活贫困抗属的物质优待，在华北各根据地在抗战中后期普遍建立了相对规范的粮食优待制度。而助耕、代耕等举措，则是革命政府对生活陷入困境的抗属提供的劳力优待，它们能有效缓解抗属的农活负担，使参军人员无后顾之忧。抗战后期，各地对抗属的优待措施逐渐从发放粮食转向帮助他们“发展生产、建立家务”。1945年1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发布了“拥军优抗”的指示，并表彰了一批模范抗属。在山西阳北县南宜固村，模范村长王源积极组织开展“优抗”工作，在半年时间里，他发放了布匹三丈、毛巾一条、鞋子三双，无偿犁地七十亩、收割麦子八十四亩、锄地四十亩，还免除了无劳力抗属的抗战勤务，每月还代写一封家信。此举吸引了众多青年，他们纷纷表示愿意前往南宜固参军。

在波澜壮阔的抗战岁月里，敌后根据地的广大妇女和儿童也积极响应号召，投入到这场伟大的斗争中。在晋绥根据地，妇女们不仅在日常生活中掌握了对抗敌人的技巧，更是毫不犹豫地投身战场。山西兴县乔家沟的妇女们自发组织起来，在室内进行爆破训练，大门、织布机乃至炕洞都成了她们埋设地雷的实践场所。一些地区的妇女和儿童积极参与硝石的制作、硝石的清理以及硫磺矿的挖掘，为制造地雷提供了必要的原料。三分区的妇女在爆炸运动中表现尤为积极，仅离石县张家庄等六个自然村就有108名女民兵，刘家山则有17名女民兵。她们不仅学习埋设地雷和制作爆炸管，还与男民兵一同上山埋设地雷、抬运伤员、查户口。有的妇女甚至卖掉自己亲手织造的布匹，以购买地雷。1945年夏季，面对敌人的攻势，离石、临南的妇女们得知大批八路军和伤员即将经过，立刻主动为他们蒸馒头、烹饪菜肴、洗衣做饭、制作鞋履，夜晚更是点亮灯火，为运送伤员的担架提供照明。山东沂蒙根据地的明德英以乳汁救助伤员，成为了拥军抗战的典范，而在沂蒙大地上，像她这样的“红嫂”还有许多。

中共同样重视对儿童的动员，充分调动他们在抗战中的独特作用。周恩来曾强调，“儿童是抗日斗争中的一股新生力量……既要打击日本侵略者，又要建设崭新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通过营造氛围，将抗战的动员融入儿童的学习与生活中。从儿童使用的教材、刊物，到校园的校门、校道、教室、宿舍等日常空间，无不渗透着抗战的动员精神。除了悬挂“闻鸡起舞”、“枕戈待旦”、“卧薪尝胆”等激励人心的标语，历史上抵御外侮的民族英雄如文天祥、祖逖等人的画像也出现在学校等公共场所。在宣传与动员的作用下，众多父母纷纷将子女送入抗日战场。山东沂水县朝阳官庄村的王步荣在听闻其二儿子在战场上英勇牺牲后，毅然决然地将14岁的小儿子送往前线，带动了整个村庄出现了母送子、妻送郎的感人参军景象。许多八路军的小战士在战场上英勇无畏，不怕流血牺牲。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警卫连的战士陈永福，1943年曾孤身一人斩杀多名日军军官和特务，在最后一次潜入敌占区执行任务时英勇牺牲，年仅16岁。

◆列队的儿童团。

即便未踏上征途，孩子们亦以各自独特的方式投身并助力于这场民族抗战，诸如引导路径、守卫岗位、搜集并传递情报等。1942年10月的一个清晨，河北省平山县滚龙沟的阎富华，一边牧牛，一边坚守岗位。他目睹东山之巅的信号树倒下，便急忙示意同伴通知驻扎在滚龙沟村的晋察冀日报社的工作人员转移，而他自己则留守监视敌人。然而，不幸被敌人俘虏，并被强迫引领他们搜寻报社人员和物资。为了给报社争取更多转移的时间，阎富华带着日军四处徘徊数小时。当日军意识到被骗，竟用刺刀将他推下悬崖。年仅13岁的阎富华英勇就义。类似阎富华这样的小英雄在根据地还有很多，他们的故事被谱成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震撼了无数同胞的心，这首歌曲至今仍在传唱。

华北根据地的动员情形已作简要概述，而华中根据地的动员工作亦同样热烈开展。苏皖区党委书记刘瑞龙于1940年9月强调：“我们的核心任务应是广泛组织农民群众”，并指出“务必将最广泛的群众纳入工救、农救、青救、妇救、抗日儿童团等组织，尤其是自卫军，为实现中央提出的组织五百万群众、两百万自卫军的指示，我们需坚定不移地奋斗”。（《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三辑第一册，第36-37页）1941年5月30日，中共中央华中局发布了《关于组织根据地内人民大多数的决定》，强调“正确执行中央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开展群众运动，从组织上团结根据地内所有抗日民众共同抗日，这是当前工作的核心环节”，并要求各根据地内的地方党和部队党“切实组织广大民众，尤其是工农、青年、妇女、儿童、劳苦群众中的大多数，确保组织率达到80%以上”。（《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十八册，第316-317页）为达成组织“人民大多数”的目标，各根据地实施了多种策略。1944年6月，叶剑英在延安与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谈话中，对动员效果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指出，华中敌后战场的8个抗日根据地“涵盖政令所及的人口达3000万，占华中沦陷区人口的50%；有组织的民众达到900万，占我根据地人口的30%；不脱离生产的民兵超过50万，占我根据地人口的1.7%”。（《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二十一册，第345页）

物资动员：“在抗日战事中，资金筹集尤为艰难。然而，一旦成功动员起民众的力量，财政问题便不再是难题。”

打仗不仅靠人，更靠强大的作战物资和后勤保障。整个抗日战争中，我军始终在极端困难的物质条件下与日军作战，经常因物资得不到充足保障而严重影响战斗力。中共的解决之道依然是动员民众，毛泽东指出：“抗日的财源十分困难，动员了民众，则财政也不成问题，岂有如此广土众民的国家而患财穷之理？”（《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12页）依照此指导思想，中共除组织民众开展生产自给外，多次对民众进行经济物资动员，鼓励民众积极捐物捐钱，改善前线士兵生活，供给前线物资需求。除日常农业及少量工业生产外，征粮征物、劳役运输、支前慰劳均是物力动员的主要内容。

八路军人员自制衣物。

粮食的生产与征集构成了战争动员的核心。对于我国抗日军民来说，战争最根本、最庞大的消耗便是粮食。随着战事的持续，各敌后根据地的生存环境愈发恶劣，粮食供应日益紧张，生存问题一度成为严峻挑战。因此，我们必须在提升生产上寻求突破。晋察冀边区实施了《垦荒单行条例》和《兴办农田水利条例》，在开垦荒地、修筑河滩、开挖灌溉渠道、修建梯田、兴修水利、改进农具、创新农业技术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并成立了农村合作社，发展了互助组，大幅提高了粮食产量。至1940年9月，北岳区在一年内共开垦出浇地37530亩，粮食产量增加约187650斤。太行抗日根据地于1941年积极参与春耕运动，五区22个县开垦荒地超过33700亩，远超原定计划的两倍。晋西北行署在1941年颁布了《春耕条例》和《修正垦荒条例》，出台了垦荒优惠政策，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兴县群众在1941年新增耕地31665垧，产粮38169.5石。粮食产量的提升不仅满足了各根据地的群众需求，也为根据地部队和前线部队提供了有力的支援。

在抗战的中期阶段，大生产运动得以展开，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战时发起的最大规模的生产动员。从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到普通民众，无一不积极参与其中。在晋冀鲁豫、山东、华中、华南等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在“生产自救、自力更生”的号召下，一边战斗，一边生产。这一运动成效斐然，为中共成功渡过重重困难、稳固抗日政权、持久支持敌后抗战以及最终赢得抗战胜利，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鞋58799双，袜子20650双，枣15410斤，白面7526斤，鸡蛋11963只，猪724头，羊1076只，山药蛋10120斤，慰问信6998封。在晋察冀边区，妇女们在一年的时间内，共募集鞋295700双、鸡4616只、蛋53500余个、猪羊782头，以及捐款5535元和40万件其他物品。

◆正在开垦荒地。

“子弟兵如同我们自己的孩子兄弟，我们为自家孩子兄弟做鞋都是用心良苦，为子弟兵做鞋，也应如此。”华北农村的妇女们，用一双双精美的布鞋作为对子弟兵的慰藉，倾诉着对人民军队的深厚情感。

“全靠你们在前线英勇奋战，击退敌人，保护我们得以安安静静地纺花织布，享受美好生活。礼物虽轻，但情意深重。”晋察冀边区的平西抗日根据地马栏村洗衣队，在1939年共洗涤了270多件衣物。涞涿县妇救会的宣传委员赵莲田，尽管家中仅有二亩半的土地，她还是毅然决然地将自己最珍爱的一对耳环献给了国家。

戎冠秀领导妇女制军鞋。

1940年秋冬之际，陕甘宁边区政府发起了“寒衣代金”的商民动员活动，成功筹集边币40万元，用以解决前线战士的冬季棉衣需求。鉴于陕甘宁边区的恶劣条件，募捐40万元寒衣代金实属不易，主要针对城市商贾及绅士富豪进行募集，且当年免除了营业税。在募集过程中，边区政府设立了相应的激励机制，例如对于捐赠五百元以上的个人，边区政府将颁发奖章；而对于捐赠两千元以上的，八路军总司令部亦会颁发奖章。此外，对于募捐成绩显著的分区及地县商号，政府还进行了登报表扬。安定（子长）县在任务完成上表现优异，最终募捐所得13060元，超出原定计划3060元。盐池县原计划募捐21000元寒衣代金，最终募捐额达到了21153元。值得一提的是，国民党也曾推行过类似的寒衣募捐运动，国民政府早在1938年便成立了全国征募寒衣委员会总会及其各省分会。然而，随着国民政府对民众运动控制力度的加强，其民众动员政策逐渐趋向保守，全国寒衣总会最终于1942年被解散。通过对比，这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共在局部执政时期社会动员的高效性。

毫无疑义，在敌后根据地的抗战动员工作中，面对的挑战极为复杂。然而，中国共产党始终将民族大义置于首位，坚定地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民动员的原则，构建了一套符合时代特点、切实可行的动员策略。这套策略确保了“走向战场”这一动员目标的真正实现，同时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卓越的创造力和执行力。

参考文献：

齐小林：《兵途：华北根据地农民的战场征程》，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

2. 由山西省妇女联合会编纂的《晋绥妇女战斗历程》一书，由中共党史出版社于1992年出版。

3. 黄正林：《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战争动员问题探讨》，《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1年第3期

4. 王亓文：《研究中国共产党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群众抗战动员》，沈阳工业大学，2023年硕士学位论文

5. 侯晋哲、杨建中：《青年与抗日战争：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兵员征召运动》，《军事历史》2023年第1期

6. 张宝通：《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商民动员：寒衣代金策略述评》，《档案》杂志2018年第12期

《党史博采》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