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38军

38军的历史，尤其是该部队在文革期间的表现，常常被误传，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正本清源，还其真实面目。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三十八军，在文革时期的正式名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三十八军”。这支部队的前身可追溯至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一纵队与二纵、六纵并称为林彪的“三虎”，它们共同构成了东北野战军的主力部队。若再向前追溯，其前身之一——第112师第334团，起源于1928年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平江起义，并成为了红五军的一部分。而第113师第338团，其前身则是在1932年由吴焕先等人重建的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五师的一部分。1937年8月，这两部分别被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的两个营。112师的第335团与113师的第337团，同样源自以红军干部为骨干的一一五师一个营和一个补充团。至于该军的第114师，其前身是东北军第111师，于1942年起义投诚中共，之后被改编为八路军山东军区滨海支队。

在“三虎”之中，1纵、2纵与林彪的关联远逊于6纵。6纵的16师，即日后演变为43军127师，其历史渊源可追溯至北伐战争时期国民革命军第4军的独立团——也就是中共早期掌握的首支正规部队，即著名的“叶挺独立团”。1926年，林彪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随后被分配至该团担任见习排长，从而开启了其革命军事生涯。

探究历史背景至关重要。不应一味地谈论38军与林彪的关系。若要提及林彪的亲信部队，唯一当之无愧的便是127师。提及38军为林彪的嫡系，为何不提及它是彭德怀赖以发展的根基？1纵队在东北战场的出色表现，一方面得益于其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得益于林彪的卓越指挥，而这与其是否属于嫡系并无直接关联。

第21军自山西迁往西安与宝鸡地区，完成从北京军区的调转，正式纳入兰州军区的编制。同时，驻扎于甘肃平凉的陆军第62师也回归至第21军的序列。

第69军，自河北保定地区迁往山西，肩负起接替第21军防御任务的使命。

原：38军，由吉林通化地区移驻河北保定地区，接替69军防务，由沈阳军区调归北京军区建制。38军自吉林通化地区迁往河北保定地区，接手69军的防务任务，并从沈阳军区划归至北京军区管理体系。

军委再次下达指令：“各部队接令后，须立即着手行动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并迅速启动。21军、69军务必于3月5日之前抵达指定地域，38军则需在3月8日之前完成集结，抵达指定地点”。

三军的连续调遣，影响广泛，时间紧迫。据38军军史记载，2月15日凌晨4点左右，部队接到移防的预先指令。当天，军部的主要领导人员便乘坐飞机提前抵达。至16日0时15分，部队接到了沈阳军区转发的“部署调整”电令。紧接着，18日19时12分，先头部队的第334团1营乘坐火车从通化启程。从接到预先号令至首趟列车启程，整个过程中仅间隔了短短三天。

因此，根据该军的军史记载，我们确切知晓，38军转移至保定的确切时间是1967年2月，而非“文革”前夕。那时，距离毛泽东同志解决北京市委的“独立王国”问题已过去了将近十个月。

38军进驻保定地区之后，其代号随之更改为4800部队。时任军长李光军，年方48岁，政委王猛，亦仅47岁，二人均是新加入38军的成员。

李光军，江苏睢宁人士，出身于新四军——三野。1947年，他担任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第六师第十七团的团长，随后，在第六师整编为第二十一军后，他又担任了第六十三师的师长。在1956年至1959年期间，他赴苏联总参高等军事学院深造，历时四年。归国后，他历任第三十九军副军长、第六十四军军长等职。1964年，他从大校晋升为少将，同年，接替邓岳将军，出任第三十八军军长。

王猛，河北盐山人氏，早年投身八路军，历经二野磨砺。他在二野16军46师历任团政治委员、师政治部主任、师政治委员之职。1954年，他被调至长春第二政治学校担任政治部主任，并于1961年晋升为校政治委员，荣膺正军级。同年，随着二政校的撤销，王猛向沈阳军区政委赖传珠提出申请，希望重返野战部队。尽管未能获得正军级职务，他毅然接受降职，担任了38军政治委员。1964年，他与李光军并肩晋升为少将。1966年12月，王猛接替于敬山，担任了军政治委员一职。

“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38军的进驻，反而给杨成武所支持的北京军区带来了不小的困扰。

明末之际，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曾言：“山脉雄峙西方，众多河流汇入东方。宣府、大同作为屏障，倒马、紫荆两处成为天然的阻隘。内外联络，共同守护京师，确实是至关重要的要地。昔日河朔之地若有战事，保定往往是首当其冲，率先承受战乱之苦。”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河北省会、省军区以及69军军部均设于保定。到了1958年，省会及省军区迁址至天津。1966年四月，中央政府酝酿将天津升格为直辖市，随后河北省会与省军区再次从天津迁回保定。

1967年伊始，河北省军区与69军共同介入了保定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至2月11日，官方正式宣布，由三万余人组成的“河北省工农荣复转退军人红卫兵保定八一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八一总部”）属于反动组织。随后，出动27个连队，采取武力手段，强行解散了“八一总部”及其他多个群众性组织，并逮捕了1200余人，其中238人被送入监狱。

38军抵达新防区伊始，便在2月24日接到命令，与省军区携手承担保定地区的支援左翼任务，并设立了支地办公室。军党委明确分工，由第一书记兼军长李光军负责“三支两军”工作，常委兼副军长刘海清、副政委邢泽辅协助，同时他们还主管保定市的支援左翼工作，坚守在最前线。而第二书记、军政委王猛则负责军内事务，对外事务则不露面。

在初入保定地区进行支援工作之际，38军尚未形成明确立场。自1967年4月起，随着“八一总部”平反与否成为导火索，保定地区的造反派组织经历了一次重新洗牌，进而形成了两大派系——“工总派”（亦称“农大造反团派”）与“工筹派”（亦即“革命红楼派”）。其中，较为稳健和保守的“工筹派”赢得了省军区的支持，而受到省军区排斥的较为激进的“工总派”则主动向新到任的38军示好，寻求其支持。38军与河北的原当权势力并无任何瓜葛，在感情上更倾向于“工总派”，因而与“工总派”迅速达成共识。

38军与省军区（当时称作保定“两军”）在支持何种立场的问题上分歧严重，双方关系日益疏远，裂痕日益扩大，最终演变为势同水火。与之共荣辱的北京军区对38军颇多微词。保定两派均倚重军队的支持，冲突频发，武斗屡次上演。其中最为严重的一次冲突发生在1967年6月22日至23日，地点位于保定市内的河北农业大学，双方近万人展开大规模混战。尽管38军和省军区赶至现场试图平息事态，但未能成功，导致7人丧生，近300人受伤（其中包括数名部队人员）。

为解决保定之困，八月之际，中央政府通知保定两地派别的代表来京汇报情况。在汇报过程中，这些代表与“两军”——河北省军区司令员马辉、政委曾美，以及38军李光军、刘海清等将领，共同签署了一份旨在立即停止武装冲突的协议。虽然此举使得武斗有所缓和，但两派之间的矛盾并未得到根本性的化解。

“农造团的首领崔士林，其父崔田民（军委铁道兵第二政委），曾利用501狂派（指石家庄铁道兵学院“铁道兵团”）的影响力，将其势力延伸至石家庄，成为河北省反军势力的首要分子。崔士林利用造反团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插手保定及各县，破坏大联合的局面。自五月份以来，他一直对抗群众，对抗河北省军区和北京军区……”

“农大造反团”作为“工总派”的中坚力量，获得了38军的坚定支持。尽管陈等人发言时并未直接提及38军的名称，却无形中对该军施加了压力。

唯有北京军区内部知情，38军的调动乃毛泽东亲自批准，调驻保定。对于毛泽东与林彪对38军的立场，郑、李等人难以捉摸，不宜轻举妄动。相较与之正面冲突，不如暂退一步，避其锐气。

1968年1月28日，郑维山与李雪峰共同签署了一份发往毛泽东及中央的《北京军区关于建立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在报告中，他们提议在省革委会成立之际，将省会从保定迁移至石家庄。其依据在于“石家庄在文化大革命中位居全省前列，工人阶级力量雄厚，具备成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条件”。次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以及中央文革小组迅速批复，批准了郑、李二人的报告。

至1971年1月，华北会议召开之际，李雪峰于“我的检查”一文中对相关事件进行了反思：“在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前后阶段，陈伯达亲自在筹备会议上发表讲话，对三十八军进行进一步打压，并对另一派群众组织施加压力。他策划了省会的搬迁，起初由他提出构想，我及郑维山同志均表示赞同，遂联名提交了一份报告，采纳了他所编造的搬迁理由，从而误导了中央”。

短短两年间，河北省的省会已搬迁三次，真可谓是经历了一番波折。事后，有人猜测这或许是郑、李二人有意让38军陷入尴尬境地，这种说法似乎也不无道理。石家庄作为63军军部所在地，在河北省革委会的组成人员中，63军军长张英辉、省军区马辉、曾美均担任副主任之职，而其他驻军的首长，包括38军军长李光军，则仅是常委成员。这样的安排本身，确实难以否认其中存在着亲疏远近的差别。

1968年三月，"杨余傅事件"爆发。杨成武，身为郑维山的前辈领导，竟突然遭受撤职，这无疑给郑维山带来了沉重的打击。郑维山自身难保，这使得38军的压力得以暂时缓解。在3月至8月期间，中央在北京举办了以保定两派代表及两军参与为主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保定班。该学习班历时五个月，在中央的严格监督下，由经过改组的军委办事组负责协调两军关系。在此过程中，两军和两派均作出了一些妥协，经过协商，终于在8月中旬成立了保定地区和市革委会，而地区革委会的主任一职则由38军副军长刘海清担任。

十月，李光军接到调令，被平调至武汉军区担任副参谋长。此次调动显得颇为仓促，似乎有些不寻常。据张云生所述，李光军的调离是在杨成武担任军委办事组负责人期间提出的建议，杨成武还提议由63军副军长徐信填补空缺。然而，当此事上报至林彪处时，林彪并不同意徐信调入38军，而是有意在本军内提拔刘海清升任军长，从而搁置了此事，并由此对杨成武产生了疑虑。李光军正式的调动发生在杨成武被撤职半年之后，至于内情是否如张云生所述，今日已难以追溯。但北京军区对李光军的不满应是确凿无疑，而接替李光军担任军长的是刘海清而非徐信，这一点也是不争的事实。

11月，随着省会迁址至石家庄，省军区机关亦随之从保定迁至新址，38军的负担因此显著减轻。

1969年，38军实现翻身。

二月初，北京军区政委谢富治将王猛召至京城，于郑维山面前郑重宣告：保定事宜，由38军承担全部责任，北京军区、河北省革委会以及河北省军区均不得干预。此后，保定问题需直接向谢富治汇报。尽管谢未明确指出此决定的出处，王猛却能感知到，这绝非北京军区一地所能决定的，实乃中央层面的决策。

谢富治肩负着传达这一决定的使命，其间的微妙之处不容忽视。当时，北京军区的政治委员共有三位，分别是李雪峰、谢富治以及刘格平。其中，李雪峰身兼数职，刘格平则常驻山西，实际上军区的权力已逐渐向谢富治倾斜。到了同年12月，中央对北京军区党委进行了调整，谢富治、李雪峰、郑维山、陈先瑞四人被任命为军区党委书记，而谢富治位列首位。谢富治对38军的扶持与支持较为宽松，其处理事务的态度似乎比郑维山、李雪峰更为公正，事情的发展正朝着有利于38军的方向演进。

保定沦为38军独揽大局之后，王猛对两派势力实施了严格而强硬的管控措施。7月份，38军与保定地区革委会共同发布了“七二二”布告，其中明确要求两派停止武斗，上交武器，无条件返回工厂或学校，并按照系统、行业、班组进行大规模联合，同时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8月10日，地区公检法机关军管会在保定市体育场举办了“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宣判大会”，参会人数超过十万。会上，38军、北京军区以及保定地、市革委会的负责人发表讲话，并对两名违反“三个布告”的“行凶杀人犯”判处死刑。在高压政策的推动下，8月底，保定地市实现了“三结合”，至10月，武器收缴工作基本完成，武斗工事被彻底拆除，参与武斗的人员全部返回各自单位，武斗现象得以平息。

军部下辖三个摩托化师，以及直属的炮兵团、火箭炮团和高炮团各一个。各师则下辖三个摩托化团，并配备坦克团、炮兵团和高炮团。至次年10月，38军的改编任务圆满完成，从而成为全军中首个实现摩托化编制的部队。

1969年10月至12月间，63军自河北迁至山西，其领导机构亦自石家庄迁往太原。先前被北京军区视作“桀骜不驯”、“自高自大”的38军并未被驱逐出河北，反而，被视为“华北山头”之“老大”的63军却离冀而去，此情此景，颇具讽刺。次年3月，38军党委的第一书记兼政治委员王猛被增补为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成为党的核心小组成员，38军的领导人物首次跻身河北省的核心领导圈层，这在两年前简直是不可想象之事。

1970年8月，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遭遇挫败，李雪峰与郑维山亦受到牵连。同年12月10日，38军党委向军委办事组和中共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内容是“检举揭发陈伯达的反党罪行”。38军党委此报告的目的，原是借批判陈伯达的机会，宣泄自调防华北以来所积攒的怨气。如今审视，这份报告与当时众多批判材料类似，其中不乏牵强附会、言过其实的言辞。恰巧毛泽东正在寻找攻击陈伯达的借口，38军的报告正好迎合了他的心意。于是，他于12月16日予以批示：

林、周、康等同志及军委同仁：恳请各位对以下事项进行一番研讨。提议北京军区党委召开一次会议，确保各师代表参会，并延长会议时间，深入探讨为何陈伯达得以随意行动和发表言论。陈伯达在北京军区并无正式职务，中央亦未授权他处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军政事务，为何他竟成为该地区的实际掌权者？据林彪同志反映，他甚至难以与三十八军的人员进行交流。北京军区尚未对此问题进行集中讨论，仅在各省各军进行传达，导致思想沟通不畅，全军团结亦受影响。以上建议，敬请各位审慎考虑是否可行。

毛泽东常挂在嘴边的“实事求是”，然而在这份批示中，却显得颇有悖于此原则。首先，陈伯达身为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前往河北各地协助解决两派纷争，实属职责所在，并非越权之举。平息地方两派纷争，并非单纯的北京军区的“军政问题”，北京军区亦不可能阻止一位政治局常委的正常行动，何况陈伯达的行动与当时的“大方向”相吻合。其次，毛泽东提及“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了”，此言将原本与此事无关的林彪牵涉其中。林彪是否真的向毛泽东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实属可疑。林彪对38军及北京军区各军的矛盾，一直十分谨慎，从未公开发表过任何立场。据现有资料，自38军调至保定后，林彪未曾踏足该军，也未召见过该军的任何干部，该军的负责人也未曾单独拜访过林彪。这也是“9·13事件”后38军各负责人能够安然无恙的重要原因（至于《571工程纪要》将38军列为“借用力量”，这只是林立果的个人意愿，与38军本身并无关联）。

不管怎样，38军的批陈报告，让毛泽东发现了一块“石头”，用它砸向了陈伯达、郑维山、李雪峰。毛泽东的批示下达当月，王猛便被提升为北京军区副政委。次年七月，在毛泽东和林彪的同意下，中央决定任命王猛为国务院国家体委革命委员会主任，并担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在任职期间，王猛对江青等人干预国家体委的事务逐渐产生了反感，并采取了一定的抵制措施。江青也因此对王猛心生不满，意图在“四届人大”期间提拔庄则栋取代王猛。王猛对此乐于接受，于是在“四届人大”前夕，他被调回部队，担任武汉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在“四人帮”被粉碎后，应国务院有关负责人的要求，王猛于1977年2月重返国家体委，担任主任（同时保留军内职务），1981年7月再次回到部队，升任广州军区政委，并于1985年按照大军区正职的待遇离休。

文革期间，体育外交成为主流，王猛以国家体委主任的身份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声名远扬。据知情者透露，凭借王猛的才华，他在80年代本有望攀上更高的职位。然而，在我看来，尽管王猛对陈伯达有所不满，也曾顶撞过江青，并在国家体委期间做出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他也曾支持过保定地区的造反派。正是这一点（这在文革的特定环境下难以避免），在主政的邓小平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猛能够以大军区正职的身份“安全着陆”，与他的同行相比，已属幸运之极。这些往事，就让它成为过去吧。

1972年8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依据该《通知》所附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各地及单位已设立党委的，相继取消了“三支两军”的机构，并召回相关人员。1971年接替刘海清担任保定地区革委会主任的38军副政委徐炜，亦在中央《通知》发布后的次年3月被调回部队。在军队主导的巅峰时期，38军不仅负责保定地区23个市、县的“三支两军”工作，下辖22个团，还抽调干部和战士参与北京中央国家机关及大专院校的“军管”和“军训”任务。例如，当时的军参谋长朱月华就曾受命赴京，担任国务院对外文委军管小组组长一职。

1974年，我国开展了全国性的“批林批孔”运动。江青意图挑选“批林批孔”及批判林彪军事路线的典型，最终将目光锁定在了38军。她派遣工作组进驻38军113师338团8连，开展“批林批孔”的试点工作，并向该连队提供了相关材料。在形势所迫之下，38军亦不得不派人前往8连“总结经验”，而这些所谓的“经验”随后在《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上多次刊登，使得8连声名鹊起。同年7月28日，王洪文与江青邀请北京军区的三位负责人以及38军的四位领导齐聚北京北海仿膳堂共进晚餐。次日，王洪文、江青、陈锡联、纪登奎等一行人于38军度过了一晚，并召开了河北省及驻保军、地主要领导及338团8连全体成员参加的接见会。会上，王洪文与江青发表讲话，赠送书籍，江青更是以“顺口溜”的形式赞誉38军，场面热闹非凡。然而，后续的事实却证明，江青等人的所作所为，终究是徒劳无功。表面上的虚情假意，虽属无奈之举，但在关键时刻，军队与他们的立场终究难以达成一致。

1974年至1976年间，我国再次掀起了“批林批孔”运动，并进而演变为“批邓”以及“反击右倾翻案风”，保定地区由此陷入新一轮的武斗与混乱。面对此情此景，河北省委和省军区力不从心，难以有效控制局势。中央政府无奈之下，只得再次启用早已与地方“三支两军”分离的38军。1976年11月15日，以北京军区第二政委秦基伟为首，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38军政委王丕礼担任副组长，北京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吴岱、河北省军区司令员马辉、38军副军长李连秀为成员的“中央解决保定问题领导小组”抵达保定展开工作。38军按照命令，于11月16日起对全区的武斗据点实施武装包围，随后收缴武器、拆除工事、解散武斗队伍。12月13日，保定地区组织了500余人前往北京，参加由领导小组举办的“学习班”。同时，由省委和38军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进驻保定，协助地、市委开展工作。形势很快得到好转，保定这一文革期间的重灾区，终于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动荡与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