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商鞅予以高度评价，称其为首屈一指、利国福民、伟大的政治家。

“紧扣社会现实而立论，眼光锐利如炬火，笔触挥洒自如，宛如新闻报道之笔，其义理与法则更是步步深入传统之境。”

名言精理，未曾有。

“纵观历代佳作，凝聚成独特的文字风格，已然是文学之瑰宝。若再深研精炼，其成就之高深，我实难预知其极致境界。”

……

这些精湛的笔触，出自于1912年一位国文教师对一位年仅十九岁的青年所撰写的作文的极高赞誉。该作文以《商鞅徙木立信论》为题，而这名青年，便是毛泽东。

这篇距今逾110年的篇章，今日品读，仍如雏鹰展翅、初鸣清越。在文中，毛泽东不仅明确阐述了对商鞅及其变法的立场与评价，更巧妙地通过商鞅变法这一案例，间接展现了他对良法的初步见解、对国民性的初步洞察。这篇作品，无疑是窥见毛泽东早年思想的重要窗口。

一、评商鞅：被誉为“利国福民之伟大政治家”，商鞅堪称“当之无愧的领袖”。

阅读史书至商鞅迁木立信的故事，我不禁感叹我国国民的愚昧，亦感叹执政者的良苦用心。更感叹数千年来民智未开，国家险些陷入灭亡的深渊。若有人不信，请听我细细道来。

法律，乃为人民谋求福祉的工具。若法律公正，民众的幸福将随之增加，民众唯恐法律未能颁布或颁布后无法发挥效用，必将全力以赴确保其施行与维护，直至实现完美的目标。政府与民众相互依存，怎会不相互信任？若法律不公，不仅无幸福可言，更存在潜在的危害，民众必将竭力抵制这样的法律。即便有人试图使民众相信，又有何理由去相信呢？至于商鞅与秦国民众之间的对立，岂不正是这种比例关系的反映？

商鞅的法律，堪称良法典范。若回顾我国四千多年的历史，探寻那些对国家繁荣和人民福祉作出巨大贡献的政治家，商鞅无疑当仁不让。商鞅在孝公时代，面对中原的动荡不安，战事频繁，国家疲惫不堪，欲在此背景下战胜各国、统一中原，谈何容易？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中，商鞅颁布了变革的法令，通过惩治奸邪来保障民众权利，推广农耕和纺织来提升国民财富，崇尚军功以树立国家威望，消除贫弱和懒惰以杜绝浪费。这无疑是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政策，民众为何不信任呢？他竟然要迁徙树木来树立信誉，由此可见执政者的良苦用心。这也让我深知我国国民的纯朴，以及数千年来民众智慧匮乏、国家几乎陷入灭亡困境的根源。

原本如此，百姓心生畏惧。他们是这样的人民，法律是那样的法度，我还有什么可惊讶的呢？我仅仅是担心，这迁木立信的事情，一旦传到那些东西方文明的国民耳中，他们恐怕会捧腹大笑，嗤之以鼻。唉！我愿保持沉默。

青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立高等中学时期创作的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的手稿。

国文教员对该作文赞誉有加。除了一般的评语之外，他还附上了总评：“具备法律素养，蕴含哲理思考，巧妙借题发挥，全以感慨之笔勾勒，此乃所谓‘压题法’。至于对商君法度的推论，堪称史无前例的伟大政策，论述坚实有力，笔端不染一丝虚浮之词，堪称对社会的文字贡献。”此外，国文老师还将此文推荐给学生，以供传阅学习。

根据这些批语的落款“涤盦六月廿八号”，可知撰写批语的国文教员为毛泽东的老师柳潜。柳潜（1878—1930），字钧湄，号涤盦，湖南湘阴人。柳先生学识渊博，精通文史，青年时期目睹晚清政府腐败，国运衰竭，故放弃仕途，矢志教育。柳潜先生十分欣赏毛泽东，还曾借给毛泽东一本《御批通鉴辑览》。1936年，毛泽东曾对美国记者斯诺谈起这段往事：“那里的一个国文教员对我帮助很大，他因为我有文学爱好而很愿意接近我。这位教员借给我一部《御批通鉴辑览》，其中有乾隆的上谕和御批。”

正如柳潜先生在其评价中所赞誉，毛泽东在文中呈现了独到的见解、写作风格与思想深度。尤其是他对商鞅及其变法进行了高度赞扬，称道：“商鞅之法，实乃良法。若回顾我国四千多年的历史，探寻那些对国家和人民有巨大贡献的政治家，商鞅岂不是当之无愧的佼佼者？”

商鞅，字鞅，姓公孙，战国时期卫国人，亦被尊称为卫鞅。起初，他成为魏国相国公叔痤的亲信。后来，他迁至秦国，向秦孝公献上富国强兵的策略，由此被任命为左庶长、大良造，先后两次主导变法，极大地增强了秦国的国力。因战功显赫，他最终被封于商（今陕西商县东南），并获赐号商君，因此世人亦称其为商鞅。然而，秦孝公去世后，商鞅却遭公子虔诬陷，最终惨遭车裂，不幸丧命。商鞅的变法不仅极大地壮大了秦国的国力，更为秦国日后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毛泽东将商鞅变法定为“我国历来未见的伟大政策”，其之所以如此评价，主要基于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四个维度。他对这四个方面进行了详细阐述。

“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避权贵，赏不偏私亲”。商鞅时期的法律体系，对后世秦国乃至整个秦朝的法律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云梦出土的《秦律》正是在此基础上经过修订、补充和累积而成的。

其次，在经济领域，强调“致力于耕作织造，以提升国民的财富”。这句话的含义是倡导通过耕作与织布来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商君书》中提到：“治国之要，在于使民心归附于农业。”商鞅变法打破了以往轻视农业而推崇商业的旧规，实施了重视农业、抑制商业，并奖励耕织的政策。规定那些“粮食和丝绸产量丰富”的农民可以免除劳役或赋税。随后，商鞅废除了井田制，开放了阡陌，允许土地的买卖，并承认土地的私有制。这些措施使得民众能够专注于农业，从而推动了秦国经济的繁荣发展。

第三，在军事领域，“尚军功以树国威”的理念深入人心。这句话的含义是，通过推崇军功来彰显国家威严。商鞅变法中，一举废除贵族世袭特权，实行按军功授爵。所谓的“军功爵”，是指不论出身、门第、阶级或阶层，凡有军功者均可获得爵位及其相应的俸禄。此举打破了贵族对爵位的垄断，为庶民跻身仕途提供了有利条件，从而激发了民众的参战热情。社会风气也随之转变，形成了“有功者荣耀，无功者虽富亦无光华”的风尚。在军功爵的激励之下，秦军的战斗力得到了显著增强，为秦国最终统一六国打下了坚实的军事基础。

秦律十八种

“入其国，观其风俗，百姓质朴，声乐不流于污俗，服饰不轻佻，敬畏官府而顺从，宛如古之百姓。至于都城官府，百官庄重肃穆，无不恭俭、敦厚、忠信而不失礼节，犹如古之官吏。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入公门，无不公事公办，不结党营私，坦荡公正，宛如古之士大夫。观其朝廷，朝会闲暇，决断百事不留遗，宁静祥和，宛如无政府之国，实为古之朝廷。”

毛泽东以其独特的铺陈句法，纵横交错地论述，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这四个当今治国理政不可或缺的领域，对商鞅变法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评价。他的思想既继承了古人的智慧，又展现出了鲜明的个人特色。尤其是对商鞅变法在文化风俗领域的成就，毛泽东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这体现了他独到的见解。正是基于这四个方面的卓越成就，毛泽东对商鞅给予了“若审视我国四千年的历史，探寻那些对国家富强、民众幸福作出卓越贡献的伟大政治家，商鞅难道不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吗？”这样的高度赞誉。

二，谈良法：“法令为幸福谋者。”

1912年，毛泽东摆脱了四书五经的束缚，步入新知的广阔天地，深入探究新学，拥抱西方文化，以全新的视野、角度和理念，探索并表达新颖的思想。

良法乃善治之基。在《商鞅徙木立信论》一文中，毛泽东首次借“商鞅之法，良法也”之语，阐发了他朴素的“良法观”，此观点具体体现在对“立法”与“执法”两大层面的阐述之中。

首先，谈及“立法”一事，毛泽东主张，法律之存在，理应致力于增进人民的福祉。

“若法律优良，民众的幸福将随之增多，民众不仅忧虑法律不能得到实施，或实施后效果不佳，还会竭尽全力去维护和保障它，确保其完善地实施到底。政府与民众相互依赖，岂有不信的道理？反之，若法律不良，不仅无法带来幸福，甚至可能造成危害，民众必然竭力抵制。即便政府期望民众信任，民众又怎会轻易相信呢？”

这段话的含义是：若法律是良法，民众将享受幸福，因而会担忧法律无法落实或效果不佳，故而会全力以赴支持其执行。政府和民众相互依存，民众又怎会不相信良法？若法律非良法，则无法带来幸福，甚至可能造成危害，民众自然会强烈反对。这样的法律，即便政府希望民众信任，民众也难以产生信任感。

民众对法律的感受，构成了评判其是否良善的最直观尺度。此言深刻揭示了法律与民众之间的紧密联系，并剖析了法律良善与否所引发的迥异影响。在毛泽东的“良法观”中，关于“立法”的核心思想始终围绕“为人民谋幸福”展开，而“为人民谋幸福”亦成为毛泽东毕生追求的理想与信念。

再者，谈及“执法”一事，毛泽东强调，法律必须赢得民众的信任与信赖。

为确保良法得以有效实施，民众的信赖与拥护是不可或缺的。在社会变革时期，公众对法律是否真正优良持有疑虑。要扭转这一局面，执政者需采取有效措施赢得人民信任。正如毛泽东在其著作中提到的“商鞅徙木立信”的故事，这便是历史上一种在特定环境下赢得民心的策略。

1954年，毛泽东出席了宪法起草委员会举办的第七次全体会议。

《史记》中载：“商鞅实施变法，鉴于民疑其诚信，便在国都之南门竖起一根高三丈的巨木，公开悬赏：能将此木迁至北门者，赐金十两。百姓对此举措感到奇异，无人敢尝试。商鞅遂提高赏额至五十两，终于有民众将木头搬至北门。商鞅恪守诺言，如数赏赐，以示诚信不欺。自此，新法得以颁布，深受民众拥护。同是改革者的王安石亦赋诗《商鞅》赞其此举：‘自古治理百姓，信诚最为根本，一言既出，千金不换。今人不可非议商鞅，其能确保政令得以执行。’毛泽东先生亦从商鞅‘徙木立信’的故事中，领悟到执法必须严格，方能赢得民众信任的真理。同时，这一过程亦孕育了鼓励民众监督的早期理念。”

毛泽东基于商鞅徙木立信的故事所提炼的“良法观”，反映了一位19岁青年对法治社会的初步探索。尽管其思想尚显青涩，却已显现出一位未来政治家独有的视野与格局。正如柳潜先生所赞誉：“此乃伟大之才，若再加磨砺，其成就将不可限量。”

三、叹国民：“吾国民愚”

在本文中，毛泽东以商鞅迁徙木柱以树立信用的典故，进一步阐发了其对国民性之认知与主张。

文章伊始，毛泽东以“三叹”开篇点题：“叹我国国民之愚昧”，“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家几度濒临沦亡之惨境”。在阐述完商鞅变法之后，他又以“三知”与开篇相呼应：“知执政者之煞费苦心”，“知我国国民之愚昧”，“知数千年来民智的黑暗、国家几度陷入沦亡的惨境，其根源有迹可循”。毛泽东的“三叹”与“三知”，归根结底，所强调的一个核心观点是：神州沉沦之根源，在于国民的愚昧与民智的匮乏。

毛泽东对“国民性”的见解，或许深受梁启超所倡导的新民思想之启迪。

我国积弱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民整体素质；“文明程度低下的国民，即便有明智的君主和贤能的宰相治理，一旦君主或宰相离世，其政绩亦将随之消逝”；“若以当今的民德、民智、民力来看，即便有贤明的君主和宰相，也难以善始善终”；“若能培育出新的国民，何愁没有新的制度、新的政府、新的国家”；“欲振兴我国，必先振兴我民”。

1910年的秋季，毛泽东踏出乡村的门槛，踏入湘乡东山小学堂开始了他的学习生涯。在此期间，他的表兄文永昌慷慨地将自己珍藏的前几年《新民丛报》的合订本借给了他。《新民丛报》自1907年停刊以来，由梁启超在日本创办，其中深入探讨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与政治理念。毛泽东被梁启超那充满情感的笔触深深吸引，反复研读，甚至于文章旁写下自己的批注。或许正是在这个阶段，毛泽东接触到了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并深受其影响，从而感叹“数千年来民智的昏暗”正是国家陷入沦亡惨境的根源。

在1914年二月，湖南第四师范学院的职员与预科学生共同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在这张照片中，第五排的左侧第二位便是毛泽东先生。

“欲动天下者，须动天下之心，而不应仅着眼于表面现象。触动人心者，应把握根本之源泉”；“如今我们以根本之源为号召，天下的心能否不为之动摇？若天下之心皆被触动，天下之事又有何不能动的？天下之事若可为之，国家何尝不能走向富强与幸福？”毛泽东从哲学和伦理学的根本源头出发，将国民性格的改造与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相联系，“从根本入手”成为其重塑国民性格的核心思想。

在青年毛泽东对“国民性”的见解及其倡导中，我们得以一窥他贯穿一生的深切忧国忧民之情。实际上，在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历史征程中，他所形成的诸如“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等一系列重要思想，其思想根源无不与毛泽东早年关于“改造国民性”的主张密切相关。

徙木立信，一咏三叹。

时代之风轻抚着青年毛泽东的面颊。在评述商鞅及其变法，并由此引发的诸多讨论中，毛泽东已初露政治家、思想家的宽广视野与深邃胸怀。彼时，他仍对国民的愚昧与软弱深感忧虑。然而，不久的将来，他将邂逅一种崭新的思想，从此——“中国人在精神层面将由被动转变为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