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小年

这堪称中国历史研究领域中最为重大的“冤假错案”。从秦始皇至清宣统，两千年的专制王朝本应清晰可见，却不幸被误判为封建社会，导致谬种流传，误识至今。及时纠正这一错误，精确把握这两千年的本质属性，不仅对理解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原因至关重要，而且为探究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

何为封建制度？根据《大英百科全书》的记载，封建制度是一种社会结构体系。Feudal system一词的首次亮相可追溯至17世纪，当时它被用来描绘中世纪的西欧社会图景。在不同的文献与研究中，这一词汇的含义各有千秋。其最广义的诠释囊括了西欧中世纪时期的经济、法律、政治以及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而狭义上则专指那些贵族封君（Lords）与封臣（Vassals）之间的契约纽带。

界定封建社会的核心特征，便是那无论领地宽广与否，封君与封臣之间的契约纽带。这一描述，恰似点睛之笔，淋漓尽致地揭示了封建社会的本质。封君授予封臣一片土地或采邑，以提供庇护；而作为对等的交换，封臣郑重宣誓对领主的忠诚，并承担进贡、劳役以及兵役等多项义务。封臣在其领地内享有相对独立的治理或统治权力，涵盖了司法、财政以及军事等主要领域。土地与治理权的紧密结合，以及封臣是否真正掌握治理权，正是区分封建社会与其他社会形态的关键所在。

在中文文献中，“封建”一词常被简略地解读为“封土建国”或“封爵建藩”。这种解读精确地揭示了封建社会的本质——即政权的逐级分封。在西欧历史上，封建体系大致呈现为国王、诸侯、骑士的三级分封结构；在日本，则是幕府、大名、武士的等级序列；而中国的西周时期，则是由周天子、诸侯、大夫构成的三个等级体系。在这些体系下，下级封臣皆享有治理权，诸侯、大夫等封臣在实质上与各自领地内的国王无异。

在公元前221年，秦国完成了对中国的统一，始皇帝采纳了丞相李斯的策略，推行“废除封建，设立郡县”的制度。皇帝亲自派遣郡守，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的一整套官僚体系，以此统治着广袤无垠的帝国。尽管郡守和县令在其辖区内部署了极大的权力，但他们与昔日的诸侯却不可同日而语。二者之间的根本差异，在于权力的来源及其所决定的权力本质。

官员在皇帝的授权下施行统治，而诸侯则通过履行职责以换取治理之权。前者体现为上下级之间单向的命令关系，而后者则是一种双向的契约联结。在封建社会中，国王在接受封臣的忠诚与义务承诺之际，亦需恪守尊重与保护封臣权力的职责。一旦国王违背契约，侵犯封臣的权利，封臣便有权采取包括军事在内的多种方式来进行反抗。相比之下，专制主义下的皇帝将官员视为奴隶，奉行“君令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原则，官员不仅丧失了治理的自主权，甚至生命安全亦难以保障。简言之，官员的权力源自皇帝的赐予，而封臣的权力则源于契约所赋予的权利保障。

在多数朝代，受封的王侯虽享有爵位与收益，却缺乏实际的地方行政权力，与封臣所拥有的权力相差悬殊，史学家称之为“虚封”而非“实封”，其“虚”在于仅授予爵位而未建立封国。以西汉初年为例，汉高祖刘邦曾封同姓九国，但吴王刘濞起兵造反，汉景帝平定叛乱后，诸王又回归到仅有虚名的状态。这种仅封不建的现象，又怎能称之为封建社会呢？

历经秦汉至清朝的漫长两千载，我国政体的主流形式为中央集权的皇朝专制，而在经济领域，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小农经济占据了主导地位，与西欧的封建社会所采用的采邑或庄园经济存在根本差异。在西欧庄园中劳作的农民，仅享有土地使用权，却无所有权。他们需接受庄园主的庇护，并向其履行忠诚与劳役等职责，如同封臣对封君的义务。而我国的自耕农则拥有土地和人身自由，无需依赖他人，除了向国家缴纳税收（包括徭役），别无其他负担。

“从政制而言，中国自秦朝以来，已形成中央集权的格局，郡县制下，不再有世袭的封君，这已不足以称之为‘封建’”。西汉时期的诸侯王仅享有“衣租食税”的待遇，封地内的治理则由国家派遣官员负责。钱穆还指出，秦朝以后，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地主与农民之间形成了经济契约关系，与封建社会中地主即封君、佃户依附封君的农奴状态大相径庭。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1949年）中将人身依附关系视为封建制的特征，他认为封建制仅存在于周朝，秦汉之后，社会进入了地主-自耕农经济和官僚政治时期。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1926年）中将殷商西周称为封建时代，而将秦汉以下称为专制一尊主义时代。

驳斥秦至清的封建论调，这些学者亦揭示了此谬误产生的症结所在。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他们指出，无视中国特有的国情，生硬地套用西欧社会发展的阶段理论，其结论并非源于深入的研究，而是先预设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五个阶段模式，随后再削足适履，对中国的历史进行裁剪和修改，以期与既定的模式相符。国情的独特性被淹没在对普遍规律的盲目信仰中，对社会的复杂发展过程的研究沦为对简单公式的机械套用。

冯天瑜教授的专著揭示，陈独秀是秦至清封建说首倡者的身份。在明治末年，陈独秀屡次赴日本游学，恰逢日本思想界对封建遗毒进行批判。陈独秀深受其影响，将清朝政权比作德川幕府，视为保守、落后、愚昧及反动势力的化身。明治维新推翻了幕府，废除了封建制度，陈独秀由此认为，若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必先推翻满清政权，并由此提出了反封建的口号。清廷固然成为了中国发展的障碍，但并非因其封建制度，而是由于集权专制对社会的压抑与窒息。

郭沫若，作为主张封建说的重要人物之一，他特别从经济层面出发，论证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同样遵循“五阶段”的模式。他认为，商周时期属于奴隶制社会，而秦汉时期则转变为封建制社会（《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年）。郭沫若素以敢于提出大胆的假设和立论著称，然而，其观点也因此频繁变动，难以保持前后一致。

根据学术界普遍认同的定义，封建一词涉及封土建国或政权的逐级分授，因此封建社会必定实行政治分权，与中央集权体制难以共存。至于“主要矛盾”这一理论，暂不探讨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中，社会变迁是否始终由两大阶级的冲突所驱动。然而，世界各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记录显示，国王与诸侯、诸侯相互之间的矛盾往往成为引导社会走向的主导力量，而农民在历史记载中的角色则相对鲜见。

以英国为鉴，自1066年诺曼征服全面确立了封建制度以来，王室、教会与贵族之间的矛盾冲突主导了历史的发展。对英国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大宪章》（1215年）正是国王与贵族之间斗争的产物，双方通过法律手段达成了妥协，明确了贵族的权利与义务。英国封建制度的衰落与瓦解是一个漫长而渐进的过程，这一过程与王权、法律的扩展、经济的成长、人口的变迁以及农民的反抗等多种因素密切相关，并非单纯因农民斗争而崩溃。回望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王室势力衰微，诸侯争霸，激烈的军事与政治角逐迫使秦国进行改革，率先废除封建制度，建立了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经过秦始皇的兼并战争，这一制度得以推广至全国。由此可见，封建制度的消亡并非源于农民与地主的斗争。反观秦朝统一之后，皇朝更迭多伴随着农民起义，农民与官僚地主之间的矛盾甚至可能成为集权专制社会的主要冲突。这一现象恰恰说明了自秦汉以来，中国并非封建社会。

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多样性显而易见，诸如亚细亚生产方式、斯拉夫形态的所有制、东方专制主义等，资本主义并非必须源自封建社会的母体（详见冯天瑜《封建考论》，2005年出版）。马克思亦对“封建”一词的滥用和任意延伸提出了批评，他强调封土封臣、人身依附（包括封臣对封君的依附以及农民对领主的依附）为封建社会的显著特征。同时，马克思明确指出，君主专制与封建主义格格不入，君主专制往往在封建制度衰落之际诞生，非但未能巩固封建社会，反而将其摧毁。秦始皇废除封建制度，设立郡县制，正是集权专制与封建制度无法共存的有力例证。

学界曾围绕中国社会性质展开判断。中国历史分期自五四运动始，关于这一问题的辩论持续至今，仍未达成统一意见。尽管参与者众多，但这场辩论在学术上的价值并不大。在“五形态”社会发展理论的共同基础上，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封建社会的开端上，是始于春秋时期，还是战国时代，又或是秦朝、西汉，乃至魏晋南北朝，每个朝代都有各自的观点。尽管对于起始点的看法不一，但所有学派都将清朝视为封建社会的终结。这是因为按照“五形态论”的逻辑，封建社会必须以清朝的结束作为其终点，若在其他朝代如宋元时期结束，则明清时期将被归类为资本主义，从而难以自洽。辩论的起点各执一词，而终点却高度统一，这似乎显得有些不合逻辑。这种思维定式的弊端，在此可见一斑。

在学术探讨的视域中，“五形态论”可被视为探究西欧文明演进规律的一种尝试，然而，它并非独树一帜，亦非适用于所有情境的普适理论。社会学之父韦伯便构筑了另一套体系，将西欧的历史划分为古代、传统和现代三个阶段。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则认为，单一直线式的社会演进模式与历史实际不符，他主张从多线性和多模式动态交互的角度去理解历史。在宏观历史研究领域，马克思以经济为脉络，在韦伯的理论中则是以观念为核心，而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则以宗教为纲领。不同的视角各有其理，面对复杂的人类文明历史，恐怕唯有从多角度综合分析，方能领悟其真相的片段。

秦至清时期并非纯粹的封建社会，那么这长达两千年的社会性质究竟为何？尽管各学派观点不一，但普遍认同的一点是专制主义。若此观点成立，那么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或许需要转变视角。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未曾显现，其根本原因并非封建的剥削与压迫，而是源于集权专制的统治。在封建社会中，市场经济所需的权利、契约观念以及法治意识并不匮乏，但这些却被集权主义所压制和摧毁。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凋零，或许并非因为封建社会的历史过于漫长，反倒是由于封建社会的历史过于短暂。

秦朝的统一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的终结，而这一历史转折点提前了六百多年。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对比，梁漱溟才感慨地说，中华文明实为一个早熟的文明。